累,一定是我们做错了什么

累,一定是我们做错了什么

郑学志

在前行的路上,谁不会经历一些挫折、一些打击呢?只不过有些人被挫折击垮了,有些人却从挫折中找到了正确的途径。

和王晓琳老师一样,我一直坚定地认为,累不是教育发展的真正目的,犹如科技一样,越发达应该给人带来的方便越多;如果我们在教育中感觉到累,感觉到体力透支和心力交瘁,那一定是我们在什么地方做错了。

很快,我就发现了我们错在什么地方。只是发现这个错,我们为之付出的代价大了些。

1994年,我刚参加工作,学校安排我做班主任。那一年,学校分来10名老师,有一半做了班主任。用校长的说法,就是“谁英雄,谁混蛋,班主任工作比比看”。

初当班主任,我对学生采取的管理策略就是全面紧跟,因为很多老班主任在我面前唠叨:当班主任不容易啊,开始接班的时候必须严格管理,不然后边乱了,你再来治理就很困难。他们还告诉我:对学生不能太宽容,要严厉。他们还给我举了好多的例子:某班主任罚迟到的学生在操场上跑20圈,结果全班服服帖帖。某班学生不听话,被班主任喊出来做下蹲运动,一次就是100个,罚到学生站都站不起来,以后谁还敢乱来?某某班主任确实有威信,往台上一站,下面就鸦雀无声……

听得多了,我简单地得出一个经验——做班主任就是要严,严就能够一了百了,严就能够出效益、出成果,所以,我刚当班主任时,上课睡懒觉罚挑垃圾20担的班规就这样出台了。

他们还告诉我,做班主任,要跟紧学生。于是,我天天从起床、早自习、一日三餐、早操、课间操到就寝,全都如影随形,经常是上课预备铃一响,我就站在了教室前面,熄灯铃刚响,我就到了学生寝室外。

我很累,校长表扬我认真负责,我也十分高兴,更是天天如此,不敢有半点松懈。但是,在“优秀班级”的表象下却隐藏着危机。

第一是学生跟我有隔阂。多年以后,一个叫阮亚东的学生对我说:“我们那时候很怕你,即使有什么意见,我们宁可默默忍受也不敢跟你说。”说这话时,他已经毕业近十年了,我们正在一个茶馆里喝茶。其实,类似的话当时我也听说过,但因为班级管理效果好,我迷信于“不管黑猫白猫,抓住老鼠就是好猫”,哪里还理会这是学生在给我提意见呢!

第二是学生执行班规很被动,许多工作往往需要我安排他们才去做。结果,我很累,学生也很累。终于有一天,在我的身体即将被拖垮的时候,我到教室里去检查早自习,黑板上写着几个又大又粗的字:

“我们不要法西斯班主任!”

“我们要换班主任!”

我当时简直气愤极了。我没有想到自己这么尽职尽责,却换来这样的结局。我伤心地想到:自己身体不好,都舍不得花时间去医院看一下;家就在学校旁边,父母得病了我都没能去陪伴一下。自己全身心的付出,换来的竟然是学生赶我下台?于是,我站在台上,做自己“最后一次”即兴发言:

“我没有想到,今天是我爱的学生们要赶我下去了。但是,在学校宣布之前,我给同学们讲最后一次话。”

“今天,你们要换班主任,我理解你们,同时也感谢你们,你们让我明白,做一个班主任不容易。做你们的班主任这几个月里,我从没有在晚上十一点半之前睡过觉,因为我怕同学讲小话,妨碍了别的同学睡觉,更害怕外班没有睡觉的同学到你们寝室偷东西。只要我们班有一个同学没有睡好,我就不能安心。但是,我没有想到,我的管理是这么严厉,以至于给你们带来了这么大的伤害。你们要换管理松一点的班主任,我只能够接受。

“你们说‘不要法西斯班主任’!这确实是对我真诚的批评,我感到难过。我难过的是我的失职,而不是你们的评价,因为我应该早点意识到。

“我平时做得不好,对你们过于严厉,甚至连我自己都不放松。坦白地说,做你们的班主任这段时间,是我人生过得最累的一段时光。我不愿意这么做,但是我知道,刚进校时不对你们严厉要求,等你们班养成了涣散的毛病,再想纠正过来,就已经迟了。那时候,我们将采取更专制的做法、付出更大的代价去扭转,我们会划不来。

“良好的习惯在养成之初,谁不会忍痛失去一些东西呢?我也失去了很多,包括我的健康。老实告诉你们,每个晚上,胃都痛得我浑身是汗。但是我忍着,拖着,想等你们班稳定之后再去医院看病。这是我对自己也采取的法西斯专政。你们今天给我指出来,我才发现,在伤害自己的同时,我也伤害了你们。好吧,我接受同学们的意见,到学校领导那里去说一声,给你们换一个班主任,也给我自己放一个假。

“最后,我真诚地向平时我严厉处罚过的同学们说一句真心话,这句话,在我心中憋了很久:处罚你们,老师也难过。今天,在这里我诚恳地对你们说一声,委屈你们了,抱歉……”

可以说,这次讲话很成功。后来很多老师说,我当时之所以能够力挽狂澜,就是这次讲话入情入理,感动了学生。记得当时话还没有说完,我已经是泪水盈眶,下面早已哭成了一片。我点名批评过的、被罚跑16圈的那个女生跑上来拉着我的衣服:“郑老师,我们不能没有您。他们要换,我们不换!”

我强忍着泪水,跑了出来,背后,有一个叫刘永香的女同学,带着几个男生,哭着、喊着在后面追我:“郑老师,我们错了,原谅我们吧!”他们并没有错,错的是我,我太严厉了。我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上午该我上第一节课时,我没有像平时那样去教室里到位。教务处的曾梅林老师来喊我:“郑老师,你快到教室里去劝一下学生,今天早上你班里没有一个人去吃早餐,全都坐在教室里哭。他们说,郑老师不要他们了,他们都不想吃饭了。”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泪水,哭了起来。

等我赶到教室里,科任教师王智明眼圈红红地说:“快来劝一下你的学生吧,我才说了几句,叫他们不要辜负一个好班主任,这样认真负责的班主任哪里找,他们就又哭了起来。”

我一看,教室里整整齐齐地坐着我的孩子们,个个眼睛红肿,有几个女生现在还伏在桌子上抽泣。那几个“肇事者”,在班上带头要求学校换班主任的几个男生,齐刷刷地立正,站在教室后边,头深深地垂着……

这次事件,我在很多场合都讲到过。尽管现在很多老师视我为智慧型班主任的代表,视我为方法型的老师,也邀请我到全国各地去讲课,但是我一直不隐瞒这段特殊的经历,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件丑事,没有谁能够随随便便就成功,在前行的路上,谁不会经历一些挫折、一些打击呢?只不过有些人被挫折击垮了,有些人却从挫折中找到了正确的途径。

这次事件让我在师生关系上认识到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:很多时候,我们总想管住学生,因此,当我们管不住学生的时候,我们总是想方设法去制定规章制度,想方设法去说服压制,想方设法去各个击破。但是,我们从没想过:管不住,是不是我们的管理方式有问题,是不是一开始我们的管理方向就错了?

(以上内容节选自郑学志著《做一个会偷懒的班主任》)